一個人與某本書相遇，并且那些與自己心靈相契的文字最終成為精神成長的酵素，很多時候可能因為機緣巧合，而某本書能引起一個群體的共鳴并成為公共記憶，則與特定時代的情緒、氛圍與價值追求息息相關，比如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托馬斯·潘恩所著的《常識》，據說幾乎每個北美大陸軍士兵的行囊中，都會有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冻ＷR》喚醒人們的獨立意識，確立軍人行軍作戰、流血犧牲的意義所在，可以說，潘恩的文字與擺脫奴役追求自由的時代要求互為因果。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國，是一個文學和生活充滿柔情蜜意的時代，其特點是文學在社會生活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決定了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甚至建構了社會的價值觀！每每一部作品剛剛問世，即可成為閱讀的熱點，張承志《北方的河》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在我的書架保存著一本冊頁已經泛黃的《中篇小說選刊》，讀大學時曾長期訂閱這本刊物，時間推移，舊書刊遺失不少，唯獨1984年第6期“選刊”舍不得丟棄，原因就是這本刊物上刊載有張承志的《北方的河》，這篇約五萬字的小說給我深刻的影響，如果至今我身上還葆有些許理想主義的情愫，我確認有這本小說打下的精神底色。

新世紀初，我在某著名高校訪學，有一次聽課，講課者是與我年齡相仿的青年學者，他說前些日子去廣州，有朋友邀請赴一個飯局，在座有一位成功商人，話不投機，飯桌上甚是尷尬，為不冷場，沒話找話，不知誰突然說到了文學，并且說到了張承志，商人和學者終于找到了共同話題。商人也是八十年代初進的大學，那天，學者和商人聊了許久，長時間說到了《北方的河》。學者談到這里，頗有感慨，共同的時代經歷，一本共同閱讀的書，可以使陌路成為莫逆。這讓我想起了列寧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25周年的那段話，“一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里，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言語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國際歌》的熟悉的曲調，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套用一下，八十年代的大學生，不管如今做什么職業，世俗身份差異有多大，但都可以憑借《北方的河》，找到彼此理解，信任的通道！在一定意義上講，《北方的河》建構了一代人身份認同的基礎。

從藝術的完整性和純粹性講，《北方的河》并非張承志最好的作品。那些經過時間的嚴苛檢驗，建立在民族文化、歷史和地域背景之中的作品更為文學史家所稱道，比如《黑駿馬》，比如《西省暗殺考》，前者對位蒙古民間歌謠《鋼嘎·哈拉》建構敘事線索，回蕩著類乎蒙古長調的曠遠、蒼涼的抒情調子，呈現了草原民族獨特的道德觀念、堅韌的生命意志，樸素誠摯人性光芒。后者涉及晚清西北的一段復仇秘史，呼喚一種一諾千金和為信念不惜粉身殞命的血勇之氣，張承志鐘愛這部小說，曾說正是因為這部作品的創作，自己才擁有了作為小說家的自信。相比以上兩部小說，《北方的河》顯然少了一些從容圓潤，欠缺了節奏、情緒的必要控制，各個部分的筆力也不夠均衡，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對這部小說的熱愛。

這是一部灼燙的小說。大地理坐標以及大地理區位標識的宏闊性，構成了小說標題遼闊、雄渾、蒼勁的氣象。小說寫到了“他”——一個決意放棄“計生辦”科員的職位，準備報考人文地理學研究生的大學畢業生——與五條中國北方大河的或現實或精神性的聯系，這五條大河，有往昔生活中騎著馬渡過的額爾齊斯河，有兩次橫渡給予他自己父親般庇護與寬容的黃河，有彩陶流成河的湟水，有看似溫順實則不羈的永定河，有想象中開凍時轟鳴震響讓大地震顫的黑龍江，這些北方的河脾性各異卻都有著雄健粗獷的品質，這一切與奮斗的“他”相互映襯，“他”藐視權勢，驕傲雄毅，不斷撕碎現實的羈絆，與世俗庸常絕不和解，義無反顧追逐理想，洋溢著熱情、勇氣和雄性的力量，北方的河塑造了“他”，并且正在幫助“他”成為一個真正的男子和戰士。“他”無疑帶有某種符號化的特點，在他身上，可以清晰感覺到堂吉訶德、約翰·克里斯多夫、桑提亞哥以及“超人”的痕跡。

然而，這種高揚人的主體性的文學表達，在注重世俗利益，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式的犬儒哲學甚囂塵上的九十年代中國屢遭譏諷與嘲笑，被認為是浮泛、空洞和夸張的濫情，是奢侈的烏托邦沖動。在消解理想解構意義的社會語境中，展示理想主義者精神漫游的《北方的河》似乎被淡忘了。但我卻不能忘卻當年閱讀時那種血脈僨張的激動，以及與滾燙的文字渾然交融的那個時代的青春氣息。

《北方的河》中，男女主人公在青海東部的湟水河邊，從流淌的溪水中撿起破碎的彩陶，一片片拼湊，一個完整的器形開始呈現，但缺了腹部的一塊。作為攝影記者的“她”，以湟水岸邊的土塬、樹林為背景，拍攝的一張復原的彩陶照片。后來成為她男友的徐華北，面對這張照片嘖嘖而嘆：厚重的黃土塬，生氣逼人的小樹林，以及古老的彩陶，美到了極致，可惜缺了一塊兒，仿佛象征著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她怯怯地表達了自己的異議，這應當就是生活本身！徐華北激烈地反駁：不，不，這就是我們這一代的生活，沒有哪一代人比我們更殘破了！

“我們”這一代就是作者的同齡人，出生于四十年代末或五十年代初，在文革中斷學業，懷掖狂熱夢想奔赴廣闊天地，卻遭受了欺騙、屈辱、艱難的一代人。小說中的“他”在額爾齊斯河邊經受了在現實利益面前友誼與愛情的脆弱，“她”年僅12歲就目睹了父親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慘景，徐華北才華橫溢，卻不得不屈就小工廠秘書的職位仰人鼻息，“我們”的生活的確殘破不全，張承志寫作《北方的河》確有為“我們”證言的意圖，小說的題記中說，“我相信，會有一個公正而深刻的認識來為我們總結的。那時，我們這一代人獨有的奮斗、思索、烙印和選擇才會顯示其意義”，然而放寬歷史的視界，每一代人都有其存在的意義，每一代人的生活都有可能經歷不同形式的“殘破”，但未必具有不可重復的“獨特性”，依據“規律”運行的歷史記憶機制，會淘洗“特別”而存留“平常”，所以，小說中的徐華北最終認可了“她”的說法，“也許你是對的，這古老的罐子應當象征古老的生活。我們這一代人，也許也沒有什么太特別的”。

小說中出現有關湟水、彩陶的描寫，是我不能忘懷《北方的河》的又一個原因。1975年，張承志在北大歷史系就讀時，曾在青海高廟進行考古實習，對當地的歷史文化和風土民俗有過深入切實的了解與感受，這是否就是他與西北的黃土高原結下不解情緣開始？

他在小說中引述了一首河湟“花兒”，“哎喲喲，西寧城里我去過/有一個當當的磨/哎喲喲，尕妹妹跟前我去過/有一股擾人的火”，為了“不傷教化”，他改動了原始唱詞，原本第三句是：“尕妹妹懷里我睡過”。